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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逗莢】座談錄音--“轉型正義”怎樣做才有效-兼論扁案的解套
作者:

【綠逗再出發首場座談錄音】
“轉型正義”怎樣做才有效-兼論扁案的解套

主持人:金恆煒
主講人:陳師孟-你所不知道的第四權
與談人:洪英花法官-當法官與大法官不守法
               
黃帝穎律師-轉型正義與究責司法
               薛欽峰律師-轉型正義與司法救濟

講義如下:(按此下載PDF檔

轉型正義怎樣做才有效─兼論扁案的解套

主講:你所不知道的第四權
陳師孟

    轉型正義是指國家體制由極權轉型為民主時,既往政府濫權的作為有需要藉司法管道重新伸張正義;因此根據「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CTJ) 的說明,轉型正義的任務有三:1. 罪犯起訴、2. 真相調查、3. 受害賠償,並據以進行必要的體制改革,防範類似事件再度發生,達成社會和諧的目的。

    轉型正義的概念始自二戰之後的紐倫堡與東京大審,之後在1975年及1983 年分別展現在對希臘與阿根廷軍事執政團嚴重違反人權的訴追,以及制裁1990年代著名的南非黑白「隔離政策」與南斯拉夫的「種族清洗」政策。

    觀察以往的國際實例,大致上轉型正義都是透過司法體系對行政體系所做的糾正與制裁,這在台灣卻是知易行難,因為過去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時期,司法體系本身就是犯罪集團的一部份,要藉由司法來進行轉型正義,無疑「請鬼拿葯單」。

    西方民主國家講究權力制衡,因為「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化」,公權力三分為行政、立法、與司法,前二者互相制衡,司法則是制衡行政與立法兩權,成為「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但三權分立要能防止公權力的濫用,其實是基於一個被疏忽的基本假設,就是司法體系本身的公正、中立、與客觀,也就是所謂的司法獨立,就是因為相信司法獨立,所以無需制衡司法權。

    孫中山改三權為五權,加上「考試權」與「監察權」。考試權是出自對行政官僚的不信任,怕他們將職位私相授受,但行政權原已另受其他兩權的制衡,再多個考試權,只是干擾行政用人權,更不配與其他四權並列。

    但監察權則另有玄機,不該等閒視之。理由在於《憲法》第97條第2款與第99條、《監察法》第6條,都把司法院法官列入監察委員彈劾權行使的對象;換言之,設計上可以用來制衡司法權,值得推升為「第四權」。孫中山想是發現中國人幾千年的帝制文化,不可能有司法獨立這回事,所以創出一個監察權以制衡司法權。在台灣的中國人當然也習慣受專制政權的驅策,難以擺脫威權、獨立審判,因此監察權不失為司法不獨立的補救,為中國設計的《中華民國憲法》在中國沒派上用場,陰錯陽差地在台灣卻有剩餘價值。純就這一個貢獻,我建議在台灣司法獨立之前,不要拆除孫中山的遺照。

    既然台灣轉型正義的最大障礙就是司法權護航行政權,好在台灣的憲政體制卻擺明監察權可以制衡司法權,所以一物剋一物,新政府如果真要落實轉型正義,善用現成的監察權制服司法權、進而突破行政權的防護罩,應是不二法門。

    目前監察院二十七席委員中尚有十一席缺額,若蔡總統立即足額提名有志之士,經立法院同意後,這批新血可馬上就定位,選擇具有代表性的轉型正義案件著手審查。儘管委員人數居於劣勢,依抽籤組成的審查委員會要過半來自這十一位,機率可能只有二成,但只要同時進行數案,則通過其中某個個案的機率自然大增,成功彈劾一些惡名昭彰的司法界政治打手不是不可能。一旦樹立口碑,日後推動轉型正義有誰敢擋。

   或許有人會說,監察院彈劾法官與檢察官早有前例,而且佔所有彈劾案的比率甚高,例如2015年全部十二件彈劾案佔了八件。但這僅是假象,因為所有對司法人員的彈劾幾乎全是個人操守不良的無聊案件,由司法院內部評鑑或法院審判就可解決,完全無需發動監察權越俎代庖、多此一舉。反而對一些罔顧司法正義的敗類,監察委員多不聞不問、存心包庇,例如對阿扁與阿九兩套標準的蔡守訓,竟然沒有監委去質疑。既然現行監察院同流合污、甘為幫凶,新政府以良幣驅逐劣幣,應是理所當然。

    由監察權的行使做為轉型正義的起跑線,可能還是無法一步達陣,但應是目前最能發揮效果的一招。我們最後僅就扁案的解套為例,對各種現有方案做一個比較如下:

 

  • 扁案各種解套方式超級比一比

性質

特赦

大赦

再審  

非常上訴

真相與和解
委員會
(總統府)

監察權
彈劾

轉型正義的目的性

真相釐清

受害者平反

加害者究責

認罪寬恕

後續影響

   落實正義的限制性 

體制外

裁量機關

總統

總統

司法高層

無裁量權

監察院

適用範圍

僅特例

浮濫

僅特例

集體性案件

彈性

時效限制

其他限制

有罪判決

有罪判決

有罪判決

有罪判決

其他障礙

政治考量

特殊場合

需新証據

無執行力

監委結構

一次解決

視個案

視個案

 

與談(一):當法官與大法官不守法
洪英花法官

1. 扁案判決自始無效

法官的審判權源自「主權在民」,法院是為了維護人民訴訟權而存在,法官身為人民權利守護神,自應守憲守法、捍衛人民權利。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作成的「無效裁判」,自不具實質正當性,對任何人均不生羈束力。扁案判決自始當然無效。

(一)違反憲法第八十條、第十六條及司法院釋字第五三

我國憲法第八十條審判獨立在建構公平法院,「法定法官原則」為其核心價值,並在落實憲法第十六條訴訟權之保障,「法定法官」為實現公平正義之鑰,為我國憲法第八十條、第十六條及司法院釋字第五三號所明定。蔡守訓合議庭並非扁案「法定法官」,無權審理扁案。

(二)違反憲法第八條及司法院釋字第三八四、三九二號

憲法第八條明定,人民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所謂「法院」,當指有審判權之法官所構成之獨任或合議之法院(司法院釋字第三八四號、第三九二號參照)。「法定法官」乃能依法對人民審問處罰,蔡守訓合議庭為「簽呈法官」,對扁案既無審理權責,更無羈押權,扁案判決自始、當然無效。

(三)違反司法院釋字第六五三號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有權利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正審判,不得因身分不同而予以剝奪,亦據司法院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理由書闡明。阿扁雖貴為前總統,其正當法律程序及人身自由權之保障,與一般人民應相互平等,不容漠視或更加(相對)嚴苛。

(四)違反刑事訴訟法第六條

刑事訴訟法第六條係針對數同級法院相牽連案件合併管轄之規定,依其精神,同一法院相牽連案件固得合併由其中一法官合併審判,惟其合併均須以裁定移併,扁案換法官未以「裁定」移併,自屬違法。

(五)違反憲法第七十八條、第一七一條、第一七二條、第一七三條、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及司法院釋字第三七一、五七二、五九

合併審判固在防杜裁判歧異並顧及訴訟經濟,惟多係出於被告對於合併審判無爭議之情況下為之,被告若堅執抗議,其「法定法官權利不可被剝奪」。

法官審理具體個案,發生違憲爭議,應積極扮演聲請釋憲角色,並等候大法官之釋憲判斷,不容率爾依憑個人主觀之認知,怠於形成違憲確信,跳躍程序爭議,逕入實體審理。

(六)違反司法院釋字第四一八號、第四三六號

司法院釋字第四一八號指出「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受公平審判之權利。」釋字第四三六號亦表明「國家刑罰權之發動與運作,必須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最低要求。」個案正義的落實,所賴絕不止於實體審理結果的有罪、無罪,並兼含程序實踐的過程與堅持。

2. 違憲違法在任之司法院正、副院長

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明定大法官任期八年,並以四年為交替換血週期,四年改任半數,錯開改選時間,開啟「交錯任期制」。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二項所謂任期個別計算,指兩組大法官改任的時間間隔四年,各組任期當然分組個別計算。司法院組織法第五條第三項明定「大法官於任期中出缺時,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採取遞補繼任制,讓四年改任半數的「同組大法官同進退」,維繫交錯任期制的建制。交錯任期制設計目的,即每任總統皆有機會提名半數大法官,則兩組大法官間「各組同進退」,為設計之當然結果。原司法院組織法遞補規定,對於任期中出缺而繼任之情形,「補出缺者」任期只能至「原任者」屆滿之日止,若容「繼任者」自己起算任期,將衍生個別參差任期,「交錯任期制」如何落實?且將造成某一屆總統無法行使提名大法官之權利,或專擅總統藉機操控主導大法官全數提名及釋憲走向。馬總統連任兩屆,提名兩組共十五位,乃憲法之理,但馬總統縱容「大法官交錯任期制」崩解,則引發憲政危機

司法院正副院長賴浩敏、蘇永欽係遞補賴英照、謝在全大法官出缺,其任期一百年九月卅日屆滿,卻仍在任執行大法官兼正副院長職務,憲政運作已出現正副院長違憲在任虛耗之空前危機。為維繫「大法官交錯任期制」憲政機制正常運作,本人於所著《大法官交錯任期制之憲政破窗》一書,疾呼其二人應辭職,以匡正失序之大法官任期制。

 

與談(二):轉型正義與究責司法
黃帝穎律師

台灣邁向21世紀之正常民主國家,與普世民主價值接軌,必須落實轉型正義,然而台灣民主發展的歷程,人民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行政與立法都經過民主的洗禮,唯獨司法未曾民主化,今年國立中正大學公佈的民調,有高達84的民眾不相信司法,這是台灣民主的重大危機。

司法民主化是當前台灣共識,也是蔡政府的競選承諾。目前立法院的轉型正義促進條例草案,明訂2年提出轉型正義策略的進程,對於國家實踐轉型正義固有助益,然促轉會並未包括對司法不法的究責,因此,曾遭黨國遺毒之司法侵害者,國家仍應有究責司法不法之可能思考。

舉例而言,檢察官對於扁馬兩位前總統之差別待遇,對扁有教唆偽證、恐嚇證人及違反刑事訴訟法「客觀性義務」之特偵組一字排開辦扁記者會;但對馬則怠於偵查、長達兩年拒絕依據釋字第627號為必要之證據保全。基此,對於黨國威權遺毒下的檢察與司法不法進行究責,亦是國家實踐「轉型正義」的必要面向。

 

與談(三):轉型正義與司法救濟
薛欽峰律師

1.  依監察法第15規定監察院認為被彈劾之公務人員違法失職者,除向懲戒機關提出外,並應逕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但法律上是否對刑事審判受害人有利則尙不一定。因刑事訴訟法第420條所規定第5款之再審事由必須是該案判決法官或檢察官因該案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或須受懲戒足以影響原判決,不過實際如有公務員因受懲戒則就是否影響原判決之認定,是有可能對受害人有平反之

2.  轉型正義,涉及司法面相應包括受害者財產返還及名譽自由、身體、生命權損害之賠償,另對不當審判之救濟平反,亦應包括在內。台灣過去有對二二八事件及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案件之行政補償之法案,但仍難以透過司法救濟程序予以追究國家或行為人責任更無法因此獲致司法上之平反。又除上二類型外,尚有諸多冤案在最近不當浮現,但司法救濟上仍面臨困境,而其中時效制度,雖是為法律安定性之目的所設,但往往造成救濟之困難,如民法及國賠法制度之2年或510年時效,及刑法所定的追訴權時效制度,在長期黨國之統治年代,違法之公務員現亦難以追究其民、刑事責任。如何就法安定性及國家侵害人權之究責間取得平衡,這應該是轉型正義法案所須要面對及處理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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