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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逗什錦】【吳雨靜】藝術於轉型正義-從柏林公共藝術看柯文哲的「務實」文化政策

藝術於轉型正義-從柏林公共藝術看柯文哲的「務實」文化政策

文/吳雨靜

 

      一月十六日於華山文創園區拱廳舉行的「服裝與權力」講座,我有幸擔任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資源暨推廣中心課程顧問,並規劃「2018 innosense跨界藝術課程」系列講座。第一場邀請柯文哲市長與北藝大邱顯洵副校長,以視覺設計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為題對談。期間我們論及社會大眾對於是非標準的混亂,我因此提問:「此混亂是否與轉型正義相關?台北市是否可以落實轉型正義之公共政策於文化?」柯市長以「務實」為名,並認為此等計畫非具急迫性,間接迴避此議題。

      我不禁想起在柏林居住十多年期間,對於這個城市的高度覺知,落實轉型正義於公共藝術經驗的觀察。我想反問柯市長,柏林第一次從二戰戰火瓦礫中站起,第二次從圍牆倒塌後的東西德分裂中再次重生,一個國家兩次分崩離析後的整合過程中,柏林以首都之姿的轉型正義計畫,是否以「務實」為由而執行?這個「偉大的國家」(此為引述金恩博士於1964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演說中,對於一個理想中國家狀態的描述 )認知到必須接連不斷且強力實踐龐大的公共藝術計畫之重要性,與柯市長強調「市政之急迫性」並置時,我們又看到何種價值差異?

      回想第一次在柏林體認到,文化政策、公共藝術與轉型正義已經分不清A或B抑或C,深入日常生活舉目所及的環境,是在柏林愛樂音樂廳(Berliner Philharmonie)的公車站牌旁發現的一塊訊息牌開始。遠遠望去無異於一般的觀光訊息牌,在這個寧靜祥和的環境,與柏林市綠色心肺「動物園森林公園」(Tiergarten)只隔著一條街,近看閱讀這素樸卻圖文並茂的牌子,得知原來此地曾為納粹秘密大規模屠殺計畫「T4 行動」(Aktion T4)舊址,動物園街四號(Tiergartenstrasse. 4 )。

      根據立牌上的訊息,在這棟別墅中,從1939年開始,到1941年因群眾抗議而正式中止的「T4行動」計畫,病歷上以「無生存價值」(lebensunwert)判定,符合納粹「種族淨化與理想公民公共政策」(Rassen- und Volksgemeinschaftsideologie),謀殺了約七萬名受難者,受難者包括男人、女人與小孩,大部份為精神病患與智能障礙等弱勢。這些被認定為無工作能力的社會累贅,連同猶太人、不遵守社會規範、罪犯與同性戀者被送往六個殺人機構(Tötunsanstalten):Bernburg 、Brandenburg、 Grafeneck、Hadamar、Hartheim 及 Pirna-Sonnenstein等地以毒氣暗殺。

      「T4行動」正式停止後,大多醫護人員轉往其他集中營毒氣室,繼續組織與執行屠殺猶太人,至少二十萬人死於「T4行動」與其他納粹「安樂死」計畫,大部份受害者無一倖免於難。許多加害者並無被檢舉起訴,並且還能繼續他們的職業生涯。一直到2007年,才平反了「T4行動」的受難者。

      這個看似樸實的牌子,其實道盡德國轉型正義的重點:遠遠望去首先入目的是鮮明的紅色字體 T4 AKTION,直指主題的戰爭犯罪組織名稱, 在這立牌的照片中,令我印象極為深刻的是加害者之一的維爾納・海德博士(Prof. Werner Heyde)清晰的肖像照。海德博士為德國精神科醫生,「T4 行動」安樂死計畫的主要領導之一,成功在政界人物與同事的包庇下至1959年被逮捕為止,一直以醫生身份在佛倫斯堡(Flensburg) 生活工作著,立牌上對於當時協助其逍遙法外的相關人士與地點毫不避諱的著墨,指出所在地共犯的責任。病歷文件上「無生存價值」(lebensunwert)判定刻意框起,提醒當今世人,當時所謂「無用」的生命的價值認定之荒謬。

      美國藝術家里查·塞拉(Richard Serra)於1988年,以「T4 行動」(Aktion T4)舊址之歷史意義與該地於60年代興建的柏林愛樂音樂廳建築造型,將雕塑品「柏林匯合處」(Berlin junction)置於音樂廳前廣場。但就在這件公共藝術定案的前一年,就著1987年九月的750年柏林城生日慶祝活動,有個公民藝術團體「移動博物館」(mobile museum)的同名計畫:他們以納粹時期載著「T4 行動」中受難者去集中營的灰色巴士為造型,內部佐以文字檔案及歷史資料為題而展覽。當柏林市議會決定不針對「T4 行動」(Aktion T4)特別設計,而單純是以里查·塞拉的雕塑品為紀念碑之後,排山倒海的輿論聲浪,迫使議會決定加上地面的鑄鐵碑文並詳加記載「T4 行動」受難者的資料與細節。


(圖/T4行動紀念網頁)

      時空回到柏林柏林愛樂音樂廳公車站,等公車的同時,我想著一旁的候車站裡,站著的可能是加害者與受難者的同胞或後代,身為一個非亞利安人種者,我雖然無直接捲入這段歷史當中,但我確實符合當時「種族淨化與理想公民公共政策」的理應被消滅者之一,心中不禁打了一個寒顫。站在這個七十年前以「符合公共利益」的正當性為名的殺人機構舊址上,若不是因為轉型正義條例而讓這個「T4行動」成為紀念遺址,我絕不會知道在等公車的自己已悄悄滑入納粹的歷史洪流中,夏日流動的溫暖氣息,一旁偌大的動物園森林公園裡的悠閒與靜謐,與我內心的震撼形成極大的對比。

       面對歷史,德國人集體記憶有一個字: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克服過去」。我想到在法國留學期間,和班上從紐倫堡(Nürnberg)藝術學校來的交換學生N的一席對話。「人們問我身為紐倫堡公民與後代,對於納粹的看法,我覺得很無奈。」完成法國學業後我到德國定居,幾年後我才漸漸明白,紐倫堡與納粹之間糾纏的歷史:巴伐利亞為納粹德國時代最瘋狂效忠希特勒的省份,而紐倫堡則是納粹黨一年一度的黨代會會址,更被英美法俄聯軍刻意安排為戰後審判納粹戰犯「紐倫堡審判」地點,至今難以擺脫極右的聯想與相關歷史。而和我同為戰後第二代的N與其他千千萬萬的德國人,不論是否親身參與了那個時代,德國的轉型正義教育讓他們即便自認清白,也不能置身事外。而落實轉型正義於教育數十年來才累積的這種,不論如何事過境遷,不論種族主義與科學研究多麽的合乎邏輯,卻仍不能重蹈歷史錯誤的集體認知( 有關於科學理論之於種族主義的合理化,許多二戰前都存在相關研究,比如人類學當中的人種測量,在戰後已因牽涉種族分類與歧視合理而被屏除 ),也必須保持思想的清明與堅持生命平等的普世價值。如果說轉型正義之於教育無急迫性,難道教育能夠於落實後便一夕立竿見影?而柯市長所謂的務實,需具備多大的急迫性才能成立?而急迫性的定義,若是以柯文哲醫學背景的定義之於文化,豈不荒腔走板又膚淺至極?
(圖/作者提供)

      我們如何能逃避面對過去呢?

      在施特格利茨(Rathaus Steglitz)市政廳廣場上,一堵「鏡牆」(Spielgelwand)鑑刻歷史與映照當下,明鏡般的高牆上密密麻麻的紀錄此地Steglitz於納粹期間受驅逐的猶太人與附近Düppelstraße上曾存在的猶太會堂 "Haus Wofenstein" 受迫害與屠殺的歷史。

      站在這堵堅固卻暗黑的鏡子前,我發現原來這暗黑色的鏡面與這段過去留給人們的記憶顏色如此吻合,而流動於鏡中的當下景物,包括我自己的倒影,行經的汽車、行人與附近的市集,甚至環境中行道樹於四季更迭時的色彩與光線,一再融入著閱讀歷史的我們,過去與現在的重複堆疊與密不可分,曾在鏡牆前的自己似乎也成為鏡牆歷史一部分,而步出鏡中回到台灣的我,不禁自問,我們的轉型正義在哪裡?


(圖/
hiveminer.com)

 

參考資料:

1. 關於逃避面對過去,台灣相關出版推薦花亦芬教授著作《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以及德國真人真事改編電影《謊言迷宮》,其中敘述的非常明確與動人。

端傳媒:《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社會創傷與記憶戰場
獨立評論@天下:
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戰火下的孩子與他們日後的孩子,如何面對傷痛痕跡?
想想論壇:【書摘】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三際信息站:電影「謊言迷宮」的歷史課題


2. 有關『T4 行動』的歷史與安樂死議題,在德國有很多後續的探討,安樂死也因此在德國成為一個具爭議性的主題。
維基百科:T4 行動
德文網頁:「T4行動」的歷史
詳細討論安樂死:德文網站
「T4 行動」在Richard Serra雕塑與立碑後仍持續相關的藝術活動

3.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克服過去」:維基百科
獨立評論@天下:德國如何面對歷史傷口

 

 

作者:
吳雨靜,台灣台北人。法國國家高等造型藝術表達( DNSEP )碩士,主要創作爲金屬與石材,有機體與多媒材之間的混合空間關係。柏林 Laure Jewelry 金工設計、善光造形無限公司創辦人。精通英、法、中、台、德等語言,以多元文化經歷體察當代視覺藝術與人類學、時裝、建築等人文思想,並擅長以國際視角及文學來結構創作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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